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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记忆:中医曾两次大规模“验药”,结果很尴尬!

时间:2018-1-11 15:43:54  作者:本站管理员  来源:国正康官网  浏览:576  评论:0
内容摘要:原创2017年7月1日生效的《中医药法》已经明确规定:“生产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,在申请药品批准文号时,可以仅提供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。”亦即“中药古代经典名方”不必再走临床实验这道“验药”程序。在当代,中医曾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“验药”,结果都颇为尴尬。首届药理学会上的争论1961年,在北...


历史记忆:中医曾两次大规模“验药”,结果很尴尬!


2017年7月1日生效的《中医药法》已经明确规定:


“生产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,在申请药品批准文号时,可以仅提供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。”


亦即“中药古代经典名方”不必再走临床实验这道“验药”程序。


在当代,中医曾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“验药”,结果都颇为尴尬。


首届药理学会上的争论



1961年,在北京召开了“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”。


此次会议的主题是“寻找新药”。对传统中药做药理实验进行筛选,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
与会者回顾了1958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中医“验药”结果


“解放以来,中药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。但由于缺乏经验,工作进行得不十分顺利,阴性结果较多,肯定结果较少。不少(宣称)临床报告有效的方药,在动物实验中得不到证实。”


“我们单位所做的中药筛选工作多数为阴性结果(笔者注:不能证明有效),少数为阳性结果。


“用观察血管脆性、血凝时间等方法来研究止血的中药,结果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。……另外,中医常用的补血验方若以现代检验方法,如查骨髓、检血象,都不能作出肯定结果。”①


这样一种结论,无疑让当时与会的中医界人士颇为尴尬。会议期间,他们集中抨击了现代医学的“验药”方式不适合中药:


“有的是属于方法学上的,有的是由于对中医学习不了不够,有的则是由于对待科学工作的严肃性不够,因而许多药物实验得到阴性结果。”


“重要的筛选工作,过去方法上不够多样化,因此大多数是阴性结果。”


中医理论很多是西医难以理解的,……目前的一些实验方法很难反映出中药的真实药理作用。”②


历史记忆:中医曾两次大规模“验药”,结果很尴尬!

图:民国史学家陈寅恪,陈曾谓:宁愿让西医治死,也不愿让中医看病。


当时的中药筛选方式确实存在问题。不过,主要问题不在于“误伤有效中药”,而在于很多中医机构乐衷于用“临床疗效”取代“动物实验”和“双盲实验”,来判断某一药方是否有效。大多数时候,被认定为“临床有效”的药方,很难得到“动物实验”和“双盲试验”的证实。


如《中医杂志》1963年的一篇学术论文所总结的那般:


结果的可重复性不高以及与临床结果的不一致,是中药药理研究中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。如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1959年抗癌中药的筛选报告指出,初试有64种药物对癌细胞的抑制率>50%,……但经复试,凡是能够评价的结果,竟没有一次得到>50%的抑制率,即使抑制率达30~49%的,也只有13药次;湖北省卫生防疫站1958年报告,48种中药中,只有黄连对流感病毒呈抑制作用,但西安方面同样筛选(1959),曾多次购置黄连,都未能重复出黄连对流感病毒的抑制作用,与此相反,与湖北方面重复的16种单味药中,却至少有12种对流感病毒具有抑制作用……”③


因为大多数中药药方得不到“动物实验”的证实,1961年的会议上,许多中医学界人士强烈主张以“临床效果”为准来判断中医药方的有效与否,强调“中医是一种临床医学”,“动物实验”不适合拿来验证中药。


有做现代药理研究的学者对此作了驳斥:


“在评定中医药(临床)疗效时应实事求是。有时由于未掌握疾病的规律,把自然好转的病人误认为是药物的疗效,也是应该避免的。如果某药能治好一例结核性脑膜炎尚可理解。但是如果说某药能治好腮腺炎(笔者注:该病绝大多数可自愈),如无客观可靠的指标,就很难肯定。仅根据病人主观症状好转就认为有效,根据是不足的。在大多数情况下,必需有适当的对照才能判断药物的疗效。”④


著名药理学家金荫昌的委婉发言,大略可以代表当年药理学界对此次“中医验药”的总体看法:


“中药几千年相传,究竟有效的多,还是无效的多,这是个问题。西方医学记载的药物也有几千种,例如十七世纪德国药典有五、六千种药物,今天继承下来的只有少数,似乎已有答案。但中药目前尚无答案。我们主观愿望是有效的多,但实际上是否如此,有待研究。”⑤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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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:1961年首届药理学会论文集


“慢性支气管炎”全国验药运动



1971年,医学界响应政府号召,展开了一场全国规模的中医药筛选工作,并持续数年之久。筛选目的,是寻找能够攻克慢性支气管炎的办法。


据中南海保健专家吴洁之子为乃父所作传记披露,这场筛选运动的起因如下:


“毛泽东晚年患有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,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,时有急性发病,甚至合并呼吸道感染,乃至肺炎。父亲从这一时期起,经常为此到中南海会诊。……据我们所了解到的,大约1970年10月下旬,……毛泽东又病了。主要表现是低热和咳嗽,而且越来越重。……毛泽东当时曾不客气地说道,你们大夫怎么连气管炎也治不好?此话对父亲他们触动很大,诊疗完后就此情况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。当年11月份,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,由卫生部牵头向全国医疗系统发出号召,展开攻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的科研攻关活动。”⑥


也有资料称,这一筛选运动,与当时中国气管炎患者甚多有关。有数据称:


“我国自1971年以来,7892万人普查的结果,慢性支气管炎患病率为2.5~9.0%(平均4%),50岁以上患病率为13%。”⑦


此次筛选,采取了“专业人员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”的方式。据不完全统计(仅截至1975年),全国共派出医务人员近30万名,临床验药治疗440多万病例。1972年,筛选出18种据说对防治支气管炎有效的中草药(绝大多数号称有效率在80%以上),1976年,《防治感冒及气管炎中草药手册》(人民卫生出版社),将据说有效的中草药种类扩大至48种。⑧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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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:1973年、1981年,人民卫生出版社曾出版两部《慢性气管炎实验方法汇编》


在当代医学史上,慢性支气管炎是唯一一种曾动用举国医学力量做药物筛选的疾病。如此大规模的“验药”运动,所取得的效果如何呢?著名中医陆广莘承认:


“1971年全国范围的筛选慢性气管炎中药,针对‘咳、喘、痰、炎’,筛选出止咳、定喘、化痰、消炎的18种草药,却又经不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。百余年来,从麻黄素开始,能从中药里成功提取分离成为化学药的不到60种。”


当然,陆广莘等中医界人士并不认为这种结果意味着中药无效者居多,他们更愿意将原因归咎于“实验方法”和“疗效观设计”出了差错,与60年代一样,继续强调“中西医学观存在差异”。


其实,考虑到那是一场带有“群众运动”色彩的药物筛选,出现这种结果并不奇怪。毕竟,煤油也曾被当年的医学工作者认定为是医治慢性支气管炎的良方——1971年,《辽宁医药杂志》的一份实验报告称:某“攻克老年慢性气管炎协作组”使用民间单方煤油,“共治疗慢性气管炎182例,……有效率达91.0%。”具体实验方式是:“用抚顺市石油三厂生产的煤油。成人用量每次四至五毫升,每日一至二次,饭前二至三小时服用,十天为一疗程,可连续用三个疗程。”⑩


“煤油治慢性支气管炎”当然是极端案例。不过,同属“群众运动式验药”,其他号称有效率超过80%的中草药,其结果可信度并不会煤油高出多少,“经不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”,乃情理中事。


历史记忆:中医曾两次大规模“验药”,结果很尴尬!

图:煤油治慢性气管炎的实验报告


注释

①中国生理科学会药专业秘书组/编著,《寻找新药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实际: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专集》,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62,P161、P167、P172。②同上,P168、P171、P172。③高晓山,《建国以来我国中药药理研究概况》,《中医杂志》1963年第8期。④《寻找新药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实际: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专集》,P168。⑤同上,P167。⑥吴新生等/著,《共和国领袖首席保健专家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,2015,P372~375。⑦翁心植、邱鹤庚,《九年来我国慢性支气管炎防治研究的一些进展》,《北京医学》1981年第2期。⑧《把防治慢性气管炎工作一抓到底》,《广东医药资料》1975年第3期,转引自:四川医学院等/主编,《中国现代医学》,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5,P126。⑨陆广莘,《中医学之道》,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1,P301。⑩抚顺市卫生局攻克老年慢性气管炎协作组,《煤油治疗慢性气管炎的临床疗效观察》,《辽宁医药杂志》1971年第3期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(来源: 2017-12-29 谌旭彬 短史记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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